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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聯發展漫話

2018-06-26 23:48:39余德泉觀吾畫院 0條評論

廬陵何紹先在《對聯匯海》中說:“考古家謂對聯即桃符遺制,始于蜀孟昶而盛于明孝陵(按即朱元璋),不知此指門聯而言。若堂室之題句,則諸葛武侯之‘淡泊以明志’,孔北海之‘座上客常滿’,已為濫觴。”何紹先認為,孟昶題聯只是門聯(亦春聯)之始,而非整個對聯之始,這是不錯的。但他把對聯之始推至漢末,又未免早了一些。因為在律詩尚未形成之前,即算象孔融“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這樣對得很工的句子,也只能算一般對偶。

 

而今的所謂“對聯”,當出自唐代,不會遲于晚唐。因為在初唐與盛唐之際,律詩已完全定型,不管是五律還是七律,都要求中間兩聯必須對仗。為求對仗工整,還有一整套規矩。這就為對聯的出現打下了良好而堅實的基礎。

 

由詩的對仗發展為對聯,當是從摘句開始的。六朝時就有從一篇作品中將精彩的句子摘出加以評論的情形,鍾嶸的《詩品》就是代表。但當時還并非只摘對句。律詩臻于完美,佳對日出,專摘對句的情形,就日益增多。這對對聯在唐代的產生和發展,無疑是個促進。再和美妙的書法相結合,對聯也就開始放射出異樣的光彩。至于專摘對句的書籍,據說隋末就有了。傳杜公瞻曾奉隋煬帝之敕撰進過《編珠》四卷,但隋志、唐志均未載,至宋志始著錄,而宋人未見引用亦無舊刻舊鈔流傳于世,而今只能從清康熙年間高士奇家刊本,得見其大致面目。據高氏所稱,此書得于宮廷內庫廢紙堆中,但“世頗疑其依托”(梁章鉅《巧對錄》)。此書若實有,對對聯在唐代的產生和發展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唐人又喜歡書壁。李白(?)《草書歌行》說懷素寫字時:“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陳彬龢《中國文字與書法》亦云:“(唐)文宗嘗于夏日集學士聯句,命(柳)公權題于殿壁,字徑五寸。”此事《新唐書·柳公權傳》有載。而唐人在寫詩時,有的將先得的一個佳句寫在紙上或者壁上,慢慢求對,對上了就配上去,在今天看來,這就等于在做對聯。加上桃符的啟發,對聯便開始發展起來。唐人酒令中,有這樣一個例子:

 

〔令〕鉏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

〔答〕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

 

這個酒令見《漁隱叢話》卷二十一。鉏麑,作鉏麛、鉏之彌,春秋時晉國力士。據《左傳·宣公二年》載,晉靈公恨大臣趙盾多次進諫,派鉏麑行刺趙盾。鉏麑清晨前往,見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忍下手,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豫讓,春秋戰國間晉人,初事范中行氏,復為晉卿智瑤家臣。《史記·豫讓傳》云:趙襄子滅智氏,豫讓改名換姓,以漆涂身,吞炭自啞,多次謀刺趙襄子,欲為智氏復仇。被趙襄子所獲后,趙問他何以不事中行氏而反事智瑤,答日:“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愿伏誅,請得趙襄子衣服,拔劍三躍而擊之后,自刎而死。“木”“鬼”,“槐”也。“山”“灰”,“炭”也。這個酒令同后來的析字聯就沒有什么兩樣。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窺出對聯的一些端倪。《全唐詩話》卷四“溫庭筠”條的例子,尤其有說服力:

 

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此事南宋紹興間湘西提舉吳炯在其《五總志》中亦有記載,只“趙公”為“邵公”。“趙公”、“邵公”,均未詳。“郭令”,郭子儀。“考”,即考課,乃古時按一定標準考察官吏的功過善惡,分別等差予以升降賞罰的制度。如果說酒令還不很正統,那么李義山(商隱)同溫庭筠的出對,就是地道的對聯了,只未書于門柱而已。在晚唐,象這樣彼此屬對,已非個別情形。《全唐詩話》“溫庭筠”條同時就有這樣的記載:

 

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為對。他皆類此。

 

宣宗求對,雖為“賦詩”,但象這樣彼此屬對的流行,也進一步促使了對仗句從律詩中獨立出來,自成體系。“金步搖”與“玉條脫”,“白頭翁”與“蒼耳子”,就看不出詩句的痕跡,而只是兩副三字聯。

 

再看《明道雜志》的一條記載:

 

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與賓佐出游,全忠忽指一地方曰:“此地可建一神址。”試召一視地工驗記,而召工久不至。全忠甚怒,見于辭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視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蛇尾’,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或戲之曰:“若非乾上龍尾,定當坎下驢頭矣。”

 

朱全忠,即朱溫,曾參加黃巢起義軍,降唐后賜名全忠,封梁王。哀帝天祐四年(907年),篡唐自立,國號梁;從此五代開始。視地工,看風水的人。乾和坎都是八卦卦名,乾象天,坎象水。賓僚們將“坎”作砍,嘲諷這個風水先生巧于奉承,才保住了條性命。宋文瑩《玉壺清話》載,后唐進士范質曾在素扇上題過這樣一副對聯:“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和上述朱溫賓僚的戲題之聯,正可視為對聯由唐到五代孟昶題聯之間的一種過度形式。

 

再說,后蜀題寫對聯也不是廣政二十六年才開始的。《宋史·蜀世家》云,孟昶“每歲除”都“命學士為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孟昶是公元九三四年即位的,若從此時算起,《宋史》所載對聯的題寫時間又可上推三十來年,離李唐的滅亡不過四十年左右,距李義山和溫庭筠也不過七十來年。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對聯也不例外。春聯由僅具雛形,至朱元璋時有名有實,其間就經過了四百多年的時間。在五代時,如果對聯尚未發展到被社會接受的地步,作為一國之主的孟昶是肯定不會把它貿然寫到門上去的。孟昶以“以其非工”為由,否定辛寅遜的題聯,很重視對聯的寫作技巧,這也說明對聯已發展了一個相當的時期。只是一般人沒有孟昶這樣的權威,在這以前即便寫了,也沒有誰替他們錄到史書里去加上只有兩句的對聯,同當時占統治地位的詩文相比,實在不算什么,又沒有大人物首肯,登不得大雅之堂,于是自生自滅,埋沒了。這恐怕就是我們至今沒有從正史里看到比孟昶題聯記載更早的對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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